【專家訪談】

　　近年來，廣州積極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tǒng)發(fā)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的重要指示，迎接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進一步深化對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三大”）歷史和理論的研究，全力擦亮紅色文化品牌，推動廣州城市文化綜合實力出新出彩。近日，記者采訪了長期研究中共三大歷史的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廣東省委黨校教授曾慶榴。

　　記者：作為一名黨史工作者，您如何看待中共三大的歷史意義？

　　曾慶榴：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是黨史上開統(tǒng)戰(zhàn)工作先河的會議。中共三大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實行國共合作的問題，是一次理論創(chuàng)新、觀念更新、方針政策調整的會議。會議決定以“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從而將黨的工作推向一個嶄新的進程。中共三大是唯一一次在廣州召開的全國黨代表大會。廣州是當時國共兩黨聯(lián)系最密切的地方，在實踐中，共產黨人逐步深入認識到當前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必須建立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與國民黨實行合作。中共三大后，國民黨一大又在廣州召開，正式形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轟轟烈烈的中國大革命，由此拉開了序幕。

　　記者：中共三大對中國革命產生了什么樣的重大影響？

　　曾慶榴：大革命時期，廣州是全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掀起過轟轟烈烈的工、農、學、商、婦女運動，發(fā)生過一系列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的歷史事件，如省港大罷工、兩次東征和北伐戰(zhàn)爭，并形成了令各地革命青年衷心向往的四大革命基地，即農講所、黃埔軍校、東園（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山大學。來自全國各地及海外眾多著名革命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周恩來、劉少奇、陳延年、張?zhí)�雷、鄧中夏、羅亦農等，都在廣州留下了他們活動的足跡。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三大及廣州大革命的歷史對整個中國革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后來被毛澤東總結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在當時的廣州已開始實踐，并且取得了成果，積累了經驗。

　　記者：中共三大后，如何加強黨的建設？

　　曾慶榴：大革命時期周恩來、陳延年領導的中共廣東區(qū)委，轄區(qū)廣，黨員多。廣東全省黨員從建立時的幾個人，到1926年9月發(fā)展至5000人，再到1927年夏發(fā)展至近萬人。在廣東從事革命活動的黨員，不但有廣東本地的，還有來自海內外各地的；不但有工農干部，還有知識分子。廣東區(qū)委重視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是重視開展黨內教育，很早就辦有黨校、黨刊，并定期舉辦政治報告會。區(qū)委重視組織建設、制度建設，設主席團制，實行集體領導；區(qū)委之下，設“軍委”和負紀檢之責的“監(jiān)委”，這兩種機構，為當時各地黨組織所未有。在黨的建設方面，廣東區(qū)委的許多工作，亦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

　　記者：您研究中共三大和廣州大革命史，有哪些感受？

　　曾慶榴：對中共三大及廣州大革命的歷史有幾點認識：一是地位重要，不應將廣州這一段歷史簡單地劃歸為地域性的歷史，而應認識到這是全黨性的、關系到早期黨的基本活動及方方面面情況的歷史。二是內涵深刻，這一段歷史所涉及的問題，有關系黨的思想、理論、路線政策的問題；有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相互關系、演變及其影響；有對大革命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有對時代精神的解讀等等。第三，這一段歷史值得深入研究，有價值，有學術魅力。簡言之，是勇攀中共黨史研究的高峰；能夠為思想政治工作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為搞活黨史宣傳教育提供更多、更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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